目前，对安全城市的概念有越来越多的解读。喜的是安全备受重视，各方面都在试着从不同层面解读、研讨对策；忧的是对策要变成政策、要成为行动，一旦太分散且条块分割，从城市建设与管理上会招致麻烦，导致不必要的资源浪费。我们十分赞同将城市安全视为国家品质、国家福利的提法，因为这项原则不仅有高度而且做到了“以民为本”，更将城市与安全结合为一体，真正做到了建城市、管城市、安全第一。因此从多方面研究并思考“安全城市观”有意义且行动更宽泛。

安全城市多重理念展示不同新视角

按照我国《突出事件应对方法》，城市安全主要面临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两大类问题，整合到与公众相关的城市安全上可采用联合国界定的公共安全内容，即：（1）自然灾害，即地质、水文、气象、生物、植物等天地生大系统的灾难；（2）人为灾难及来自人工、技术、工业的事故及管理失当的灾难扩大化；（3）环境公害即人类行为导致的环境生态安全或生物圈的破坏等；（4）社会安全即战争破坏、经济动荡、社会恐怖等。国际标准化组织ISO、国际电工委员会TEC、国际电信联盟ITU三大国际组织领导的公共安全顾问组（StrategyAdvisory Group -Security，SAG -S）将“公共安全”的概念广义化，即包含IT业、国土安全、自然灾害等领域。按照我国《突发事件应对法》的要求，城市安全必须同时关注自然灾害、人为灾难、公共卫生事件与社会安全四大门类。

安全城市的灾害学视角——从整体上讲，安全是目的、减灾是手段，安全城市概念的提出体现着人们对防灾减灾的愿望。虽然从灾害学角度有着不同的分析，但至少要遵循两个方向：其一，灾害是一种突发事件，它对城市的危害是会严重破坏到城市空间秩序与社会正常活动、危及人民安全且造成财产损失；其二，人类已有能力在灾害发生前后采取相应措施减轻灾害损失。相对安全城市的建设目标，灾害伴随警告、威胁、震动、救援、重建等阶段，预防阶段虽最为复杂，但它是实现安全城市运营的根本。我们的城市还远未建立起“预防为主，防治结合”的综合减灾体制与机制，灾害风险正伴随着城市的脆弱性共同增长。从表面上看来，城市生栖是有秩序的，但来自工作生活环境的任何“扰动”，都会动摇城市的安全，无论是特大型城市，还是中小型城市。政府有形之手、市场无形之手、市民勤劳之手的共同发力，有希望让城市增强综合抗御灾害能力后过上安全的生活。它不是一种封闭状态下的安全，而应该是一种动态的安全。如美国拥有世界上最多的高层建筑，发生高层建筑火灾的概率较高。火灾次数从30年前的年均3000起上升到近年的7000起，但该国却很少发生高层建筑失火的群死群伤事故，缘自国家专业化防控、疏散讲求、第一时间灭火等技术，用减灾手段保障城市安全。

安全城市的心理学视角——安全心理反映了市民对安全城市的渴望。人本心理学家亚伯拉罕•马斯洛在需要层次论中说，驱使人类的是若干始终不变的、遗传的、本能的需要，这些需求不仅是生理的，还有心理的，是人类内在本质的需求。他归纳为：生理需求、安全需求、归属与爱的需求、尊重的需求、自我实现的需求等。现实中，人类的生理需求满足后，就会出现安全需求，体现为对稳定的依赖、反对焦躁与混乱、渴望秩序和法律保护等。“十二五”以来尽管我国城市公共安全管理观念在转变，管理体制机制在完善，但重特大事故灾害频发，特别是与市民相关的食品药品事件时常发生，社会矛盾与群体事件居高不下，公众对公共安全管理的现状并不满意。“十三五”时期社会治安、安全生产与安全生活、校园安全、食品安全、环境安全、药品安全等问题是需要解决的社会心理之“症”。

安全城市的社会学视角——从社会学出发，安全城市是符合社会良性运行协同机制的，这是一种优化的运作模式。不关注安全城市建设中的社会学问题即“人学”问题，就等于没有抓住治理之本。如火灾是城市视作偶然且孤立的突发经常性事件，对火灾的防控多在消防部门进行，也有关注着火灾的自然属性、从科技与工程设计上寻求减少火灾发生并降低损失的策略。但几十年的努力何以进展缓慢？原因在于缺少社会人文学科的介入与新思路。有专家从上海2000年至今的城市火灾数据分析发现，受灾人口因性别、年龄、户籍类型、教育程度、职业、健康等差异性明显，其中老年人的火灾死亡率是上海全市平均死亡率的2倍，且多为上海户籍老人。因此社会防灾减灾问题突出：不仅“邻里和睦，守望相助”可以弥补火灾后消防人员未到的空当，更可通过重建和睦邻里关系，在政府支持下让公众参与到防控措施及应急预案制定中去，从而实现安全城市的社会共治制度与机制。

安全城市的法学视角——强化依法治安、依法减灾是重要的观念转变。法治是框架和轨道，也是理念与方法。从安全城市的依法管理上，国家有《突发事件应对法》、《安全生产法》等一系列法律法规，但专门的国家减灾基本法、城市防灾法等尚未建立，要承认现有法规有“未老先衰”与现实脱节、编制欠细、法规文本相互打架等问题。所以从法学角度入手，安全城市建设遏制城市重特大事故频发势头，需猛药去疴，需重典治乱，依法治安任务及效力还在路上。

安全城市的管理学视角——城市的安全管理由来已久，但融入管理学的安全应急综合管理在中国仅有20多年时间，因此事故灾难的新问题突出，应急管理能力难以追上城市发展的步伐。这是很危险的。城市如何应对安全隐患多且应对能力不足的“短板”问题、如何提升安全控制能力，建构起自己城市特质的安全体系和应急机制，管理责任大，任务艰巨。

安全城市的文化学视角——从文化学上看防灾减灾建设，对丰富安全城市理念内涵，它是治国安邦的重要保障、救灾赈济扶助受灾人民的基本手段、发展生产生活安全的精神基础、最充分体现“天人合一”防灾内涵的要素与传播力。从文化学上看安全源远流长。《管子•度地篇》中提到“善为国者，必先除其五害。水，一害也。旱，一害也。风雾雹霜，一害也。疬（瘟疫），一害也。虫，一害也。此谓五害。五害之属，水为最大。”“亡羊补牢，犹未为晚”、“塞翁失马，焉知非福”、“人无远虑，必有近忧”、“城门失火，殃及池鱼”……告诫人们要善于在风险社会中预知风险。在这方面，政府推动是防灾减灾文化建设的关键点，所以城市公众及管理者安全文化发展的理念决定行动，安全减灾思想水准决定成败，只有建构起渗透以人为本理念的安全“软系统”，才能让公众、社区、城市在抑制事故灾害风险中减少失范，保障城市安全。

安全城市建设的多幅面孔挑战着城市安全方法论

方法论是对方法本身的研究，是具体学科中采用的研究方式、方法的综合。方法论指导具体方法，具体方法是方法论的实现。城市安全方法论是从研究城市灾害事故风险入手，在探究城市安全建构的技术、管理、文化诸体系中提供的一种研究分析范式，以期指导城市安全设计与城市减灾管理，重要的是提供有普适性的研究处理思路，减少重复的、无意义的、欠优化的思维与技术等。1996年5月，日本神户大学组建的“都市安全研究中心”，体现了日本在城市安全研究上的新进展，它强调的安全城市理念是：在成为充满活力的生产、经济、文化活动场所时，城市应具有多种功能，并为市民的生活创造良好的生活空间，成为安全安心的城市。为此他们主推的研究领域是：（1）城市构成研究领域，即研究城市系统的最优结构，确保城市安全的系统理论，城市系统失衡后的重建恢复等；（2）城市生命线系统研究，即针对城市地质水文等条件，对城市基础设施、生命线系统、地下工程等有效利用展开安全评价；（3）城市发展研究即城市大地震发生规律与机理跟踪研究，开展防震抗震的研究与教育；（4）城市安全医学与救援医学研究，即建构城市灾害伤亡的信息网络、医疗物资的储备、应急救助医疗知识的普及；（5）城市产业的安全减灾分布与情报系统，即研究不同城市的安全优化产业结构及灾害自治与灾情情报共享机制，建立常态与非常态条件下的多媒体应急平台；（6）城市安全管理的模式研究，即研究城市危机管理体系、机制的方法，以及支撑理论与技术策略等。在该管理方法体系下，神户在1995年阪神大地震后制定了《神户市民促进安全条例》、《神户市地域防灾计划——创造安全城市的促进计划》等“顶层设计”，并将“无时防有，有备无患”的理念从政府层面落实到城市居民之中。

安全城市管理的方法论是个大系统，它涉及复杂性、动态性的时间维度；风险分析与研究方法偏重的专业维度；安全评估实用技术方法、手段的技术维度；理论体系与学派的风险管理研判的理论维度四大方面。无论是纵向与横向的逻辑推演都离不开风险管理的研究分析范式，都要实施安全减灾风险管理的标准化，都要从城市综合减灾的视角上提出分析对策。如城市防灾规划与城市安全设计的要点之一要在缓解城市热岛灾害与治理污染上有所作为，就必须研究城市环境灾变气候图，在这方面目前世界上至少有20个国家超过60个城市在环境灾变气候图研究上有所作为，它有效地指导着城市规划与设计。城市规划是对一定时期内城市性质、发展目标、空间布局等建设的综合部署，一旦规划确定后难以逆转，因而不融入防灾思路与设计是大忌。如城市环境灾变气候图，从城市气候不可持续因素出发，阐述气象、环境灾害与城市规划的关系，从而提出有助于安全城市建设的控制策略。2015年12月中央城市工作会议召开，在坚持“创新、协调、绿色、开放、共享”五大发展理念时，强调要转变城市发展方式，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突出解决“城市病”问题等。近年来也出现了不同理想城市目标下的多幅面孔：为实现不被雾霾笼罩充满蓝天的“绿色城市”；为解决逢雨必涝的城市病且将大量雨水做到从“排”到“用”建设的“海绵城市”；从统筹城市安全发展的物质、信息、智力资源出发，为防灾减灾推动物联网、云计算、大数据，医治各种灾害“病变”，将各灾种防灾对策潜能发挥到最大化而建设的“智慧城市”以及为提高城市安全，规避各种灾害风险建设的“安全城市”等。

从安全城市的综合减灾目标出发，一个城市应为一个目标实施多重安全策略，从而真正达到保证城市安全目标前提下的绿色生态、防洪节水、高效智慧，而不是重复建设、条块分割、相互扯皮的理想城市建设。统一思想，提高对城市不同视角下的理想目标认知是最为关键的。2015年“8•12”天津港爆炸事故，首先是安全生产问题。它导致了环境公害及局部灾害扩大化，是一个典型的安全环保综合类灾害问题。单一研判是有误的，只建安全生产模式的防化工事故城市是偏颇的，仅建环境绿色之城更是不全面的，因此在生态研究中包含大安全观是正确的科学态度与选择。同样，2015年“12•20”深圳光明新区堆山滑坡事故，威胁挑战的不只是绿色城市，更动摇世人对深圳安全城市的认知，要从综合减灾的安全绿色之城建构上予以分析。

大多城市至今仍以经济目标为重、以发展高大为荣。而温哥华2011年确立了雄心勃勃的“2020年最绿色城市”计划；哥本哈根实施了《2025气候规划》，要在2025年实现全市碳中和；首尔2014年启动“首尔政厅4年规划”，愿景是致力建设：安全的城市、生动的城市、温馨的城市、梦想的城市。2015年是世界迈向可持续的转折年，有两大里程碑式的成果：9月通过《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其中专为城市设定的目标是：建设包容、安全、有复原力和可持续的人居环境；12月巴黎气候大会达成《巴黎协议》，为人类全面开启绿色低碳经济铺平道路。可见，国外的发达城市绝非不重视经济，而是更注重安全绿色的城市经济；不是不懂得发展，而是要按可持续城市指南去安全绿色发展。这对中国城市发展的最大启示是：构建安全绿色的可持续城市发展观，从小处做起，积极务实地培育尊重自然、适度节制、健康安全的可持续文化方式与态度。构建安全绿色且有生态保障的城市环境是化解灾难的重要前提。安全绿色就是反对城市规模过大，扩张过快、占地过多且对保护耕地、防御灾害不利的规划设计与开发，重要的考量是能否给城市发展留存喘息的“空白”。